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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表明勃洛克已从《工厂》中的“高处”走入现实生活之中。不仅是“我”, 而且是作为理想之象征的“陌生女郎”也从彼岸世界走入乌烟瘴气的世俗生活之中。这样, 庸俗、龌龊、寻欢作乐、醉中逃避、贫困饥饿的现实生活与不知来自何方而又孤独奇幻、使“我”窥见“迷人的彼岸”“迷人的远方”的“陌生女郎”所代表的“理想”就交织、融合了, 我虽然陷身于污浊的现实生活之中, 但从此有了希望, 有了振奋, 有了追求。阿格诺索夫等指出:“诗人在这里似乎把对现实的两种观点放在一起。一方面, 这是放纵的鄙俗取得了胜利(整个第一部分)。另一方面, 在这一仿佛是贫瘠的土壤上有可能生长起真正的理想、崇高的美(第二部分)。”
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向前, 勃洛克在时代的推动下, 爱国热情和关心下层人民的人道情怀空前高涨。他认为:“天才, 首先是具有人民性的”, “克服孤独感的唯一可能是接近人民的心灵和从事社会活动”。在1905年至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 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历史命运特别关注, 创作了著名的抒情诗《在库科利沃战场上》(1908)、《抑扬格组诗》(1907—1914)、《老鹰》(1916)等深为苏联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作品。有时, 他甚至不惜放弃象征, 直抒胸臆。如《是的, 灵性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