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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至1974年年初，我们对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进行发掘，出土了珍贵文物一千多件。发掘刚一结束，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写出一份发掘简报，把发掘的情况公诸于世，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和注视着我们这次震动世界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时间太匆促，对出土的一千多件文物，不说进行深入研究，就是仔细看一看，也还来不及，只能大概地报告一下。当时对于三号墓墓主的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不是利豨，而应是利豨的兄弟’。我们把这一观点。写进了简报，发表在《文物》杂志1974年第7期。此后不久，我就去北京参加由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组织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进行整理工作。同时，开始对马王堆出土的数千件文物进行研究，经过七八年潜心的研究，发现我们原来对于三号墓墓主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在和学术界一些专家广泛交换意见之后，写出了论文《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问题》，发表在中国考古研究所主编的《考古》1983年第2期上。论文主要从三号墓的棺制、铭旌（帛画）、遣策所记的美人、才人，遣策所记的谒者，记事木牍中的郎中，朱书“轪侯家”和“轪侯家丞”封泥及遣策中的“家吏”，遣策中的“宦者”，遣策中的“受中”，车骑制度，从卒兵马制度等十个方面，证明墓主身份为列侯。至于《史记》、《汉书》中所记第二代轪侯利豨死年为汉文帝十五年，与三号墓木牍所记汉文帝十二年相差三年一事，当为《史记》、《汉书》所误记：把利豨母亲在文帝十五年的死年，误记为利豨的死年。这篇文章一发表，马上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