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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说，杜甫和韩愈的文学语言创造理论，实际上是要求文学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要疏离与异化普通的言语及用法。因为如果对普通言语及用法完全没有距离，没有丝毫的疏离与异化，那么也就必然是陈言累篇，达不到“惊人”的效果。“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对于这个心理学的规律，韩愈似乎也认识到了。他在《答刘正天书》中谈到语言必须创新时说：“夫为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又说：“足下家中万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这就是说，对视觉而言，一般地讲，寻常之物不能成为一种强刺激物，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是与寻常物有所疏离的异常物，才能构成新奇的刺激物，而引起我们的重视。诗人所用的词语也是这样，某些异化了的、扭曲了的、偏离普通言语的词语，就易于引起读者的重视，而具有“惊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