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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六家》篇突出地批评了“《史记》家”的缺点，说是：“《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是：“兼其所载，多聚旧记，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批评《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是：“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刘知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