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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间，帝王与盐商之自生轇轕，尤可怪叹。《食货志》言：“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余息银，数逾千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
清国史馆《彰宝传》：“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调江苏。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谕曰：‘此项银两，历来盐政并不奏明，显有朦（蒙）混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以每引三两计，应有千余万两。着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查。’寻查得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借端侵肥状，俱伏法。”
此一案，各书叙述不明。《东华录》虽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来源未著。清世《三通》述盐法，皆不及此事。各记载中，以卢见曾之牵涉多为一代文学名流，往往道及卢之得罪，所谓“卢雅雨都转狱事”，王昶、纪昀、赵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斩候，卢定绞候。时卢已七十八岁，未伏法死于狱。合《食货志》与《彰宝传》观之，知高宗借帑给商，规取利息，本利齐拔，年数十万。前后套搭，永无清日。其实则商人按引提银备缴，所提之数甚巨，而缴者则年止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止，其余商又中饱。盐政运使则坐享其馈送，代为朦（蒙）混，不报提引确数。事历二十余年，忽于尤拔世为盐政时，题明所提为每引三两，则至少以年销五十万引计，亦应有三千万两。以故兴此大狱。夫盐引所提，皆盐价所出，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财货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来。理财者以为取于盐为最轻微而易成大数，是诚然矣；殊不知有私盐以拟其后。此则国危之真谛，圣贤所垂戒，断非揣测过甚之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