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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朱熹论述了知行关系问题，提出了知行相须互发说。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知行思想，对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62]这段话包含了朱熹的三个思想。其一，朱熹在知行先后的问题上，主张知先行后，继承了程颐。其二，在知行轻重的问题上，朱熹主张行重于知。这与二程的重知有所不同。其三，知行常相须。即知和行是相互联结和依赖，不可截然分离的。这是朱熹的发挥和发展。不仅如此，朱熹还认为，知与行又互发并到，即相互发明，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不过，这种知行“互相发”的前提条件是要分别在知与行上理会。“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163]“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164]这里可以看出，朱熹又表现了知行并重的思想，在认识论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朱熹常常讲“致知力行”，把人的全部认识活动概括为知和行两件事。他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165]“理会”即“致知”，属于知的范畴；“践行”即“力行”，属于行的范畴。既强调知又重视行，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精神。只是朱熹所说的知，固然包括对客观事物的知识，但主要是道德知识；他所说的行，固然包括人的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但主要是道德践履。因此，朱熹所讲的知行关系，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主要是讨论人的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问题。这是了解朱熹知行学说的性质需要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