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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圣地亚哥·卡里罗（Santiago Carillo）指出了欧洲共产主义发生转折的经验背景：“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痛苦经历以及在其他背景下见识到斯大林的蜕化变质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概念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它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而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83]他在纲领方面要求：“如果社会主义想传播开来，进而变成世界经济体系……那它就必须借助有悖正统的观点来重新利用民主与自由主义的价值，重新利用为人权包括尊重少数人而进行辩护的价值。”[84]“在极为民主的秩序中唯一必须彻底排除的就是作为政治活动手段的恐怖主义和肢体暴力，以及对个人和群体的诽谤与污蔑。”[85]
只要大多数政党（或组织）的生存权利得不到认可，那么一切关于现实民主的声明便是空谈。欧洲共产主义（至少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迈出了这一步：“就其现实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立场而言，共产党是先锋政党。但是，它不再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劳动者以及文化力量的唯一代表。它在理论和实践中承认，其他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同样能够代表某一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劳动人民，尽管它们的理论和哲学观点以及内在构造与我们的并不相符。它把不同路线之间以及针对具体问题的不同解决建议之间的竞争都视为正常的、有推动意义的。如果有可能，它会毫不迟疑地承认，在对某一具体形势的分析中，其他政党能够得出更好的结论。”[86]但是，在欧洲共产党人看来，不仅在不同政党之间，在共产党自身内部也应该实现批判的多样性：“在一切可能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科研领域中，党承认形形色色的学派，它们同时存在，并在其行政机构和文化出版物方面相互展开自由的竞争。”[87]“成为国家和社会中的统治力量或者通过官方把它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绝不是党的意图。”[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