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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莱塔尼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据绝对多数，因此法治国家成为制定政策的初衷。以往，各种纠纷通过行政法庭进行解决，而判决结果通常对少数族裔有所偏袒。起初，行政法庭采用主观原则——要求个人主动申报民族身份。然而，面对大量漏洞百出的申报，他们不得不实行“客观检测”，根据清单对申报人的语言、父母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日常活动进行逐一核对。身份日益成为一种可以量化的品质，为个体进行民族分类正在成为政府的工作内容。纳粹德国将这一程序继续发扬光大，他们编造的身份清单，同时也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死刑判决书。
民族主义的泛滥令内莱塔尼亚议会政治陷于瘫痪。一直以来，德国中产阶级享受着选举制度带来的特权。他们通过选举产生德高望重的自由派代言人，然而弗朗茨·约瑟夫不喜欢自由派。这些人对军费开支横加阻挠，还胁迫他放弃了1855年与教皇达成的宗教协议，使他将大部分学校置于教会监管之下的努力付诸东流。自由派的声望在1873年的银行业大崩溃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大量中饱私囊的丑闻被公之于众。非德意志民族中产阶级和选民群体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自由派的势力。新兴阶层投票选出自己的民族党派，但他们同样面临着意识形态带来的分歧。最终，新生党派层出不穷，联盟实力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