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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同样是一个理性经济人，其战略选择行为同样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就是立足于国情，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制定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它应该包含以下含义：第一，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的明确性。即根据一定时期内的“约束条件”和内在要求，选择恰当的手段合理配置国内外可得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是战略选择的决定因素。第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要顺利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充分条件，只有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才能够使失误造成的损失最小化，它决定着战略实施的效果。第三，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连贯性。理性的政府还应善于坚定地、连续地执行自己制定的各项政策，它决定着最终的战略后果。只有保证政府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三性”要求，才能够顺利实现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目标。
3.结构畸形与“赶超战略”的关系
关于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林毅夫等人把其归结为政府赶超战略对要素价格的扭曲，资本品成为相对便宜的要素，致使资本密集型产业超前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而马咏华则认为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在于政府存在强烈的自身偏好，这种偏好导致政府对全社会效用衡量标准的控制和干预，使官员和老百姓产生福利幻觉，使政府和民众产生满足感，从而导致选择具有强烈倾向的生产安排，压制农业、轻工业，最终导致结构畸形。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发展战略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是一种供给型制度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环境紧张，生存需求成为第一需求。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成为最大的现实要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就成为政府的最大目标。因此，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尤其是军事工业体系，成为当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所在。而战略选择作为“条件极值”，面临的最大约束条件就是资源短缺，资源的集中和调动成为最大的成本。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与全民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职能于一身，不仅能够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还能够直接迅速地以最低成本干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使实现最大利益的约束条件——成本在计划体制安排下最小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实施“赶超战略”，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政府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