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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摒弃了陈旧的道统与君统，却又作茧自缚，背上了新的包袱——主义与法统，其沉重并不下于道统与君统。主义与信仰结合而成为意识形态，法统则是国家权力的语言符号，因而都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与依据。由于过去道统与君统长期绵延的影响，或许由于其本身就具有道统与君统的残余，主义与法统在20世纪的中国曾具有特别强烈的垄断性格，即坚持要求定于一尊。主义之争与法统之争都需要流血，需要最后决胜负于疆场。于是无兵无勇的知识分子更加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往往被权势者利用以遂其私，近代极权主义给知识分子留下的自由空间，甚至比君主专制主义时代更小。非友即敌乃至化友为敌的政治运作，使知识分子很难扮演独立的角色，在两军对垒之间更不容许有任何中间道路。所以出身于知识分子而又超越于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索性把知识分子称之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只有一边倒。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因此妄自菲薄，他们仍然抱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或奔走呼号，或流血牺牲，或献身于实业、教育，或全力投入科技文明，在各个领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