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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我们总是怀着沉痛和敬意，讲出这些字眼；要知道，哲学要是探测与这些字眼相应的事实，常常发现卑贱旁边有伟大。雅典曾是群氓政府，穷鬼创建了荷兰，贱民屡次拯救了罗马，刁民则追随耶稣基督。
思想家无不观赏过底层的壮观景象。
“城市的渣滓，世界的法则，”[180]圣哲罗姆讲这句神秘难解的话时，心中想的无疑是这种群氓，无疑是除了使徒和殉道者的所有受苦受难的人。
这些受苦受难、流汗流血的民众怒不可遏，便横行不法，违反了构成他们生命的道德原则，侵犯了人权，这种暴力行为是民众的政变，应当加以制止。正直的人为此献身，正是由于爱民众，才同他们进行斗争。然而，在同他们对抗中，他又感到他们多么情有可原!在抵制他们时，他又多么敬佩他们!这种时刻真是罕见，人在尽职尽力时又感到为难，几乎感到要适可而止；你坚持下去，也是应该的，然而良心得到满足却又悲哀，完成了职守却又痛心。
让我们痛快说吧，1848年的事件非同寻常，几乎不可能列入历史哲学的范畴里。这场特殊的暴动，我们从中感到劳工争取权利的神圣忧虑，因此谈及的时候，就应当排除上面提到的那些字眼。应当镇压暴动，这是职责，因为它打击共和。然而，归根结底，1848年6月是怎么回事呢？是人民反抗自己的一次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