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的研究

《后汉书》著者范晔对史论格外重视，这反映出史家历史评论之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这从他《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2]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来看，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第一，范晔首次提出了“评论”这个范畴。联系上下文来看，他说的“评论”指的就是历史评论。第二，范晔认真研究和比较了前人的史论，认为班固虽然“最有高名”，实则“于理近无所得”，而对于贾谊《过秦论》则甚为仰慕。第三，他对于自己所撰的史论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杂传论和类传论，甚至不比《过秦论》减色，更无愧于《汉书》的后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史论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两条标准，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后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结合，才称得上是杰出的史论。第四，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对历史做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