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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郑樵、清代章学诚都是善言体例的史家。郑樵《通志·总序》论纪传体通史的体例，颇有见解。而《通志》一书，章学诚说它是“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称之为“创条发例，钜制鸿编”[20]。这说的不只是《通志》的体裁，也包括了《通志》的体例。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外篇三卷，几乎全是关于体例的议论。他的《书教》、《史学例议》、《史篇别录例议》、《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也都是关于体例问题的精彩篇章。章学诚对纪传体和地方志的改革，有不少创见。清乾嘉以后，体例受到更为普遍的重视。近人陈垣撰《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都是精通和善用体例的名著。
二、断限、标目和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