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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的持续关注有审判的功能，迫使当事人出面澄清。卢梭的朋友向外界展示他的信，证明休谟心地不善良；休谟的朋友力劝他公布证据，所以发表《告白》是休谟的被动应对：“事情已无法挽回，我的沉默可能被人视为罪证。”[129]而出版后，公众仍不辨曲直，当事人受到的批判更多。偏离真实的好奇心使每个情节都有不同的版本，猜测与曲解使一个私人事件泛化为启蒙时代的娱乐事件。休谟尚可应付，而卢梭的处境最艰难，身在异国，却得不到不受损害的尊严。
第三节 卢梭休谟之争与英法的卢梭形象
生存处境艰难，病情复发，误解随之而来，而误解的交叠又衍生了新的误解。这是抵制辩解的公共空间，其中没有什么是纯洁的，也没有什么是邪恶的，但一切都受怀疑。卢梭以为自己朴实善良，热爱美德，在这个空间里却无说服力，他的形象日渐失控。1766年之前，他的事总让人有兴致，报纸派人跟踪他的行程，奔赴各地搜集信息，包括他的着装、住所和交往中的言行。[130]卢梭休谟之争后，关注他的人普遍以为他疯了。普莱斯勒忆及1778年的见闻：“他看待一切都悲观，喜欢夸大不利的形势，尤其在心情忧郁时。”克兰赛去过埃莫农维尔，卢梭说他是敌人，之后又承认不是；杜索尔也有这样的经历，“谈话时卢梭常陷入疑虑，担心我扑过来”。[131]朱尔丹（Jourdan）解释他晚年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