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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在于：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唯其如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感叹“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要之，郑樵的“会通”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历史撰述上，为的是克服和防止“烦文”“断绠”“曲笔”（亦即所谓“伤风败义”）等弊病，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指出来的：刘知幾推崇班固“断代为史”而贬抑通史之作的价值，是片面的见解；郑樵与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贬抑“断代为史”的价值，也是片面的见解。他们的论点恰恰证明，会通与断代，反映了史家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二、《通志·略》的“自有所得”
从历史撰述的发展来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面成就和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广泛影响，无疑会对《通志》的撰写提供思想上的启迪和文献上的借鉴。而《通志》作为纪传体，即综合体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通志》的问世，是在纪传体通史撰述上恢复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其《总序》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是论说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学理论中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杰作，对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会通之史有理论上的价值。其次，《资治通鉴》的问世，证明编年体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志》的问世，证明了在《史记》之后千余年、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盛行于世的情况下，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最后，在撰述方法和体例思想方面，郑樵提出：“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1]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针对文献浩繁提出了撰述纪传体通史的方法论。郑樵的这个撰述思想，后来为章学诚所继承、阐扬。《通志》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应当被肯定的。至于郑樵认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故名其书为《通志》；“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故“复表为谱”，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