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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拨拨流民离开，荆襄山区的人越来越少，项忠十分得意，他找来工匠，把自己的丰功伟绩都刻在“平荆襄碑”上，希望后世子孙永远记住他的功劳。那碑文上的每一行字，都充满了流民的鲜血与泪水，以及刽子手的自娱自乐。项忠认为这是一块功德碑，但流民们把它称为“堕泪碑”。
流民问题解决，可施政者却没有好报
前面我们说过，项忠的暴政是起不到效果的，流民回家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生计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是要返回荆襄谋生。成化十一（1475年）至十二年（1476年），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驱赶的流民又聚到了一起，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达数十万。任凭官兵怎么阻挡，大家还是要回来，因为人都有求生欲，为了生存，再困难的事情也做得出来，与其等死，不如抗争。荆襄当地的官员身心俱疲，惴惴不安，这群不怕死的怎么又回来了？赶紧上报朝廷，把责任推干净：都是迁出地的官府管理不善，与我们无关，我们迁入地也是受害者！
朱见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白圭去了一次，项忠又去了一次，虽然消灭了所谓的谋反分子，但没有解决流民问题。第二次征讨期间，官军仅仅伤亡33人，说明实际情况未必有地方官员上报得那么严重，自立为王的现象也许有，但追随者不是很多。流民们聚集，实际上是为了抱团取暖，在陌生的山区里更好地生存下去。镇压、驱逐是彻底失败了，不如用李宾等人的提议，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流民不谋反，正常纳税、服徭役，在哪里定居不都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回原籍呢？于是朱见深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去荆襄，负责对流民进行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