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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绝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彷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像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