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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记得有位历史研究者曾经评论很多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王，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也是建立在看到工商业兴起、比农业更加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我可以试着为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史实，我们就知道他的矿监税使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了。明末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产品除了供给生活需要，还有结余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更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为生产商品而运作的部门，典型的就是东南苏浙一代的纺织业，明代著名小说系列“三言二拍”里就体现了这种部门，因为纺织技术纯熟，逐渐扩大规模，并雇用人员来为其生产，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种雇佣关系和生产现象，就被主流历史学家定义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因为航海业的进步，我国沿海一带也常有前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有了外来的交易。因为这些变化，就连农村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状态了，相互交流变多，货币也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君子爱财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个末等地位的少数人群，手工业、商业，跻身入行，这样的大势之下，就连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几分对金钱的热情。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派出矿监税使，为他在这些新兴的矿业、工商行业开辟新大陆。这样看来，蛮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我们的万历大哥还是很有远见卓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