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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在对历史著作和社会不良世风的批评之中，章学诚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与“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顾炎武针对晚明以来知识阶层空言误国的弊病，提倡“君子之学”要“明道”、“救世”，开创了一代“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学者们的治学道路。清代史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得益于这一思想的感染。顾炎武在学术上倡导的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促成了乾嘉学派的形成。其中，乾嘉时代的历史学者，绝大多数人都以考证的方法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专注于对古籍的校注、辨伪和辑佚，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他们虽然在治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继承了前代学者所开辟的道路，却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丢弃了前代大师们治学的精神，把前辈学者的治学手段当成了目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对古籍的整理与考订，淡化了对历史理论的探讨与阐述。
章学诚对这种现象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说：“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学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在该书中，作者继承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乾嘉时代的不良学风作了尖锐的批评，既反对“务考索”，也反对“腾空言”。他批评说：“今日考订之学，不求其意，而执行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又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48]同时，他严厉批评那些“空言德性，空言学问”的“宋学”陋儒，认为他们是“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