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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最为鲜明的是“疑古”、“惑经”的反传统精神。
在伦理史观指导下，儒家编了一大套尧舜禅让、伯益让君、伯让国、文王事殷、汤武征诛、周公大义灭亲的典故，用以美化、强化三纲五常的秩序，对此，刘知几一概加以怀疑，加以批驳：“观近有奸雄奋发， 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默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所以，“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挨，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传虚语耳”（（疑古））。
他直批孔子，说孔子讲“汤放荣于南巢，惟有惭德”是虚，“孔父截剪浮词，裁成雅语，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孔子篡改历史可见矣。
这里不一一列举刘知几“疑古”的内容，总之，他一针见血指出孔子修《春秋》，非但做不到“善恶必书”，而是处处“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并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铁证。他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伦理史观下古代史所蒙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其丑恶的本来嘴脸。
因此，在天人关系上，刘知几是主张“天人相分”的，天象与人象无关，决无“天命”。他指出：
夫论成败者， 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衰贬。以之垂诫，其不惑乎！（（杂说）上）
班（固）氏著志，抵梧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五行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