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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埋下了什么问题?
首先，武则天在刚临朝称制之时，就进行了官称与制度的改革。在国防外交方面，她自以为本着兴亡继绝的精神，以复立属国君长之后为己任；同时命令“其都护、汉宫及镇兵等，并悉放还”。西突厥两可汗就是在这种政策下复国的。匆促撤退这些国家的监护系统而无配套的措施，无异实质让他们迅速恢复独立，或许可以博得兴亡继绝的称誉，但对国家安全则是十分不利。诚如薛谦光的疏章所说，他以五胡之乱为例，顺着郭钦、江统徙戎的论点，提出如下的警告：“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叼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黄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从横之智；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
他的说法或许未必全对，但是大周批准蕃人入居，其上封事者则多加封赏，的确一者可收他们的展效，但是另者却也埋下了国家安全的危机。像熟悉中国情况如阿史那元珍，一个人就足够让大周寝食不安；像了解武则天心态如阿史那斛塞罗，一个人就足以拖大周陷入战争的泥泞里，这是不容轻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