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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另一些蒙古王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的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到日本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我拒绝，怏怏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越来越和陈宝琛意见相左。他反对再行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提出要求是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出去到东京活动，甚至不等本庄派人来请，自己就先到旅顺去。这种突然变化使我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十分高兴。我于是就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