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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们这40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大体上都是按照1961年会上前辈学者的教诲与期望进行的，例如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力戒浮华、扎扎实实的工作本色，以及同心协力撰写高水平的大著作等。当然，我们也并非拘泥传统、墨守成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辛亥革命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都有根本的变化，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早已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走向世界，而且还赢得世界的赞扬，武汉地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辛亥革命研究的中心。薪尽火传，世代绵延，这已足以告慰于当年对武汉地区寄予殷切期望的那些前辈学者！
倾情新世纪——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并不赞成以世纪来标志时代或竟以此作为时代的同义词，因为他们比较注重年代陈述的精确性。然而，就中国近代史而言，1900年确实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退隐与一个新时代的登场，而辛亥革命就是与20世纪相伴而来的宁馨儿。
强烈的世纪关怀
“世纪”一词是外来语，它与“社会”“主义”等词一样，源于西方，在近代经由日本传入中国。19世纪末，较早也较多公开采用西元纪年的中国人，孙中山当数其中之一，但较早把世纪与时代结合在一起论析历史大趋势的却是梁启超。梁在1901年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把各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区分为停顿与过渡两种时代，认为欧洲各国自18世纪以来两百年间皆处于过渡时代，而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处于停顿时代，现今则开始进入过渡时代。他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梁启超对过渡时代的表述，虽然体现出历史感觉的敏锐，然而多半还停留于历史现象的描述，缺乏对历史实质准确的把握。较之前进一步的是同年发表于《清议报》的《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此文作者明确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作者把帝国主义解释为膨胀主义、侵略主义、强盗主义，并且结合美、英、德等列强的历史与现状，断言帝国主义必将加强对于亚洲的争夺。与此同时，《国民报》也发表《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更为密切地把世纪、时代与中国的命运结合起来考察。作者纵论中国历史，阐析世界大势，指出所谓“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实乃欧美、日本列强“忌我中国之言”，决不能轻信而沾沾自喜。由于自秦以降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中国成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列强遂能对中国政府官吏“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任意掠夺其领土、主权、资源、财富。如果人民仍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在这篇短文中，作者三次呼唤：“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在这里，作者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人对20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强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