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演员潘军(男)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尽管大大增强，甚至推出了提升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III），以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监管制度等，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种监管措施的落脚点都在金融机构，而并没有落在货币政策当局身上，没有把货币总量界定和控制作为重中之重，没有形成各国货币总量控制的客观标准。
二、银行“大而不倒”
银行贷款虽然看起来需要依托所吸收的存款，但实际上贷款本身就能直接转化为贷款人的存款，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限制，如贷存比、存款准备金、流动性约束等，银行实际上可以先放贷款，而不受有没有存款的限制。在贷款投放上，除了资金成本（存款利息）外，主要就是做必要的信用调查和评审，其附加成本是有限的，而贷款属于银行的资产，发放贷款即可以收取贷款利息，其可获取的利差收入相对于其附加成本而言可能是巨大的。但由于贷款已经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途径，而货币最终是由国家信用担保的，因此，发放贷款的风险就并非完全由银行自己承担，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信用相连。特别是当贷款规模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如果银行贷款严重不良，并由此造成贷款银行无法支付存款和偿还其他债务，进而导致金融连锁反应，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货币信用及社会和政局稳定时，政府或央行必然会出面干涉并对出现问题的银行提供足够的支持，这种支持又往往是依靠增加政府负债提供资金来源，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最终由纳税人承担，从而形成了银行贷款一定程度上的政府隐性担保局面。正因如此，就出现了当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容易刺激金融机构利用贷、存款内在的转换机制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追求更大的利差收入，并因此造成整个社会信用货币的过度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