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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是“习闻苟偷法政者之言，以为国会可以致富强而便驰骋，于是以请开国会之名，号召党徒”。“既游京师”，“行必厚赆”，“而乃凭依权豪，附托显贵”，遂使“识者掩口，海内嗟叹”。指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请速开国会，马良复致宪政编查馆“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以及梁启超派他的密友徐佛苏去北京活动。1910年春，徐佛苏在北京参加了请愿代表团，和当时的请愿代表汤化龙、孙洪伊、林长民等发生联系，开展“国会请愿运动”。章太炎指斥这一类是以“请开国会”为“起富之道”，“是可谓党人之黠者，非真为国家”，“何无耻至于斯也”。
第六类是“既入资政之院，品核公卿，裁量宰辅，讥刺内宠，讪谤朝政，一言才出，直声闻于天下，贵臣动容，黎庶色喜”。“执政病其害己，稍羁縻之，亦帖然以就范围”，等到“爵秩既赐，谤声随衰，贵游一言，则稽首以拜大命，王公一怒，则征营不知死所。甚乃承受意旨，膏唇拭舌，甘祸生民，以效忠政府”。以致“开院一稔，四海困穷，而政府之暴滋甚”。指的是资政员和各省咨议局员。章氏斥为“非权贵适足以要权贵，谤政府适所以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