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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的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品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的输入中国，那末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末，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末，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