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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的。一方面指出“编简浩如烟埃”，史家资以撰写历史的文献是那样的浩繁、丰富，可以采之不绝。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著述自有体要”，即史家只能按照一定的体裁、要求，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地来利用这“浩如烟埃”的“编简”，撰写出新的著作，这就叫作“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说的“势”，实质上指出了历史撰述本有自身的规律。因此，在他看来，《通鉴》一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是理所当然的；而他说的“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的话，就显得越发诚恳、越发有分量，没有溢美、过誉之嫌。
马端临联系自己的撰述对杜佑《通典》和司马光《通鉴》的评论，包含着历史地看待前人成果的理论和方法，是古代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因素的比较明显的反映。
二、王圻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著254卷，也是一部典制体史书的巨制、名作。它分为三十门，比《文献通考》增多六门；记事上起南宋宁宗时期，下迄当世。王圻自谓在内容、体例、时限几个方面，都是马书的续作。同时他也指出，《文献通考》“详于‘文’而‘献’则略”[3]。他说的“文”，是指历代典籍；“献”，是指“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的言论。这本是马端临的思想，但他认为马端临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学术主张，因而要弥补这一点。这是续作中包含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