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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以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来否定历史规律。
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就是根据历史规律来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存在规律性，历史运动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所循。在波普尔看来，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对这一进程的描述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普遍的历史规律；从连续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但趋势不是规律，人们可以根据规律做科学预测，但不能根据趋势来做科学预测，换言之，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预测是人的认识活动，而人又是历史的主体，如果历史可以预测的话，那么，这种预测本身就参与并将影响历史进程。在历史中，某一个预测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反过来，对某个行将到来的历史事件的预测，又可以防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因此，历史规律不存在，历史决定论不成立。
波普尔在这里至少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报与预见。所谓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的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面对客观事实，波普尔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可能也能实现”[36]，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但他又“自我解嘲”，认为导致马克思历史预言成功的“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学分析的方法”。[37]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历史主义方法，还是制度学分析方法，预见都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