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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其学生一向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对象。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后方各大学逐渐强化“党化”教育，并以训导处和三青团为主干力量，和中共争夺学生。中共则以严密的地下组织为主干，加强学生工作，提出一整套切中学生思想脉络的政策方针，尤其注重以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为事例，开展对学生的宣传，颇具成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争夺未来中国的主导权，对学生运动均较为重视。但在战后学运进程中，国民党除了以苏联在东北延不撤军为借口，以“爱国”为口号，在1946年2月下旬操纵重庆和全国各校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方面占了上风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里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领导下，以国民党为反对对象，而且学运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对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为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戡乱动员”的起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武装冲突接踵而至，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安。谁是内战的责任者，成为国共双方宣传战的重点之一，也是国共两党争取学生支持的重要方面，而中共因其组织和宣传的有效配合，在这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策动下，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多次时事演讲会，反对内战，并对国民党有所批评，结果招致云南军政当局派出军警干扰。如此一来，更引起学生的不满，各校相继罢课，要求查办责任人。云南军政当局认为罢课学生背后有“共党煽动”，态度强硬，在各校策动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罢课学生发生正面冲突。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召手下集议，决定“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当日中午，即有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徽号的人员闯入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对在校学生大打出手，甚或投掷手榴弹，致使西南联大学生等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举国震动，并招致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