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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然，故古之言教化者，必在衣食饶足之后。孟子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故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王制》。
以上所言，皆封建之世之规模也。东周以后，封建之制渐坏，学校稍以颓废，士大夫亦多不说学。《左氏》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案此所谓不说学者，乃谓不说学校中之所谓学，非谓凡事皆不肯问学也。盖与子路、子皮同见。官失其守，畴人子弟散之四方，本其所得，各自立说，于是王官之学，一变而为私家之学矣。而平民之有余暇能从事于学问者亦稍多，于是有聚徒设教之人，有负笈从师之事，而学问乃自贵族而移于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