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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快点讲，真想不到至少在我们国家里战斗实践已成了一种防御实践。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重申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同性恋者、南方、第三世界、穷人等的权利，公民权、教养权和教育权、动物权和环境权，（当然）我列举的权利并不完全。我们必须签署请愿书，撰写作品，组织讨论会，参加某些小社团，从事选举咨询，出版书籍。如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承担起通常与知识分子地位相联系的责任。这里所讲的“通常”，指这些实践受立法的授权甚至支持，或至少受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许可和鼓励，而这些规则则决定这种地位。社会允许我们、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我们有序地为全球体制的发展做贡献是社会的需要。
凭此方式，我们就能使我们为争取解放而作的战斗所继续追求的情感富有生命力。这一点也不假。然而，有直接的迹象表明，战斗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即我们付出的代价降低了，我指的是：我们必须用于批判实践的精力消耗和时间消耗减少了。这种减少无疑表明了我们的战略已从进攻过渡到防守。依据克劳塞维茨所说，用于攻击的时间量和能量是防守所需的七倍。在现实条件下，在规模上，解放战争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以前减少百分之八十，但结果可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