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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杰出人物与中华文化精神的人格化
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寂寞的无声息的历史，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文化的凝结，而文化精华与广大人民又哺育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杰出人物。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子孙。他们既是文化和人民的产儿，又是具有文化传承和民族激励力量的样板。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0]这两段话最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人格和气节为时人和后人传诵和景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最为中华文化所称道的理想人格、气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以强烈的感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风骨的各类历史人物，文天祥自己就是其中最杰出之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中华民族文化倡导的人格和气节的诗化。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称道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树立了以壮烈之死为改革鸣锣开道的英雄形象。至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无数在战场上、在刑场上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视死如归的英雄，都既是共产主义精神、又是中华民族传统基本精神的当代体现。又如钱学森先生，不仅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有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21]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认同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