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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朝廷为了对边远非华夏部族地区实行有效的控制，还采取了“流官辅佐”的办法。不久，明朝遇到了跟元朝一样的麻烦，土官承袭纠纷、争地仇杀、不服朝命、虐其属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永除后患，明朝政府在完善土司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即革除土官世袭，以流官代替土官，使土府、州、县纳入地方行政系统。但由于土官势力甚大，改土归流在明代进展甚为缓慢。至清代中期，改土归流的速度才得以加快，至民国时期基本完成。
明朝的羁縻统治明显地加强了边远地区各部族与明朝政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为中华一统的最终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朝中后期，朝政紊乱、政治腐败，官僚形式主义愈演愈烈。当土司办理承袭手续时，官府经常拖沓推诿，迫使一些申请承袭的土司势力愤而反叛。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云南土司莽瑞体等作乱边陲，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民间流行这样的民谣：“官府只爱一张纸（指土司任职委任状），打失（云南语‘遗失’ 之意）地方两千里。”
还有些土司因获得朝廷的保护，并逐渐掌握与官府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而自肥，条件具备时则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明代中期，云南麓川土司思氏反叛，明朝3次出动大军镇压。其后，川黔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又发动大规模的叛乱，羁縻统治可谓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