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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个体人格认同问题不仅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且还要回答“我从何而来”（Where I came from）的问题。如果说，前者关乎个体人格的“本质”，那么，后者则关乎个体人格的历史生成。易言之，前者属于哲学之“存在暨本体论的”（海德格尔语）、空间性的或本质主义的自我定位，后者属于历史根源性的或时间性的自我定位。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总习惯于谈论所谓“to be”or“ought to be”（所谓“是然”或者“应然”），而中国儒家却习惯谈论“becoming a human”or“should do”（所谓“成人”或者“应做”）的主要缘由之所在。
从人格认同到国家认同实际是个体从自我、家庭走向社会和政治生活世界的人生社会化过程。人们首先确认自我和家的归属，尔后逐渐扩展自己的生活世界，步入社会，参与政治，“人们”因此而成为“人民”。一方面，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确实具有“天赋”的神圣性，无论你是否愿意甚至是否选择，你出生何处即归属哪国，国家一如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选择的。罗尔斯的论断在本源论意义上不仅能够成立，而且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及其神圣意义来说，有着“在先预定”和“天然正当”的政治伦理含义。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这些年来不少国人想方设法去美国生孩子的现象，我不敢断定他们所有人都是想以最简明直接的方式，给自己的孩子谋求另一种国家归属或者另一种国籍的可能性，但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开辟”另一种政治生活的新选择。